|
6月29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开始访华，这是她亚洲三国行的最后一站。赖斯此行选择日、韩、中三国，重点在朝核问题。6月26日，鉴于朝鲜同意近期内全面申报核计划，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和“敌国贸易法”中除名，种种迹象显示朝核问题有可能迈出实质性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赖斯前往北京讨论朝核问题前，先访问中国地震灾区四川，表达美国人民的慰问和同情。这个小小的插曲给冷冰冰的国际政治带来了些许温馨的感觉与柔和的色调，也让人们看到了中美关系正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
今年是布什执政最后一年。5月布什总统对欧洲进行了谢幕访问，8月将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将是布什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国。如果不出重大意外，可以说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轨迹到了终点。
此时此刻，我们先回头远距离观察8年前的中美关系，然后低头审视今天的中美关系，会惊奇地发现，8年时间里中美关系已经走出很远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方面出现实质性变化，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这种转变是战略性的、长期的。
首先，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一定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没有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能阻止这种趋势。2000年前后，对于中国未来向何处去，美国国内争论很激烈，“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崛起论”互不相让。当时讨论的焦点问题是，如果中国崩溃，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假如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又是什么？美国能够对这一过程产生什么影响，如何才能减缓中国崛起的步伐？
中国经济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政治上长期稳定，“中国崩溃论”几乎在美国没有市场了。2008年4月20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在演说中指出，“对我而言，问题不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而是中国是否准备好承担一个超级大国的责任。”可见，当年的问题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现在的议题是“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后会做什么”。
其次，现在美国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对现存国际秩序作出贡献。10年以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是“接触”政策，即通过接触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当时美国最担心的是中国拒绝国际体系，另搞一套，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现在，正如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言，中国加入了大多数国际机制，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中的一员了。因此，目前美国关心的问题是中国能为现存国际体系作多大的贡献。
第三，尽管中美之间仍有诸多矛盾，但是与中国和平竞争、合作已经成为美国的主流观点。在冷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现存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结构性矛盾是中美战略学界的热门话题，甚至中美迟早会有一战的论调也有一定的市场。今天，不仅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设想令人不可思议，即使是中美发生全面对立的前景也令人难以想象。从最近几期美国《外交》杂志刊发的对华政策文章可以看出，美国决策精英们关注的问题不是中美结构性冲突，或者中美冲突是否能避免，而是美国如何接纳一个崛起的中国，中美能在多大程度上合作解决全球性议题。
第四，美国承认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不是与美国竞争霸权地位。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对外战略的主要意图有两个，一是着眼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开拓国际市场，维持对先进技术和资源的进口；二是维护在亚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这个判断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曾几何时，中国官员曾经苦口婆心地说服美国人，中国势力进入南美洲、非洲、中东等地区不是要排挤美国影响力，而是要发展本国经济。当时，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中国的这些举动背后有着深刻的战略意图，是与美国争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现在，美国的重要战略报告终于承认这一点了。
战略判断的变化是双向的。当美国对华战略判断趋于务实与温和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判断也在发生相应变化。近几年里，中美双方对对方实力、意图与政策偏好的判断变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
中美双方都确信，对方不会采用军事手段解决双边关系中的分歧，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是有保障的，双方可以在现有国际规则中竞争与磋商。这就是说，对于中美关系这对双边关系而言，安全正在从稀缺资源变成充足资源。因此，中美关系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安全主导型”向“复杂相互依赖型”转变。
在“复杂相互依赖型”双边关系中，没有一个因素能够主导中美关系的全局，经济、军事、政治关系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发展，都按各自的规模运行。经济谈判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军事合作的延缓，军事关系的冷淡也不影响经济合作。
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关系仍然充满着矛盾、斗争与合作，但是所有双边领域同时陷入冲突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作为全局和整体的中美关系不大可能大起大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