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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皆有亲朋，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如何处理私人友谊和党的事业的关系，这是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但各人的态度却大不一样。
多数同志把私人友谊建立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基础上。私人间的交往，既是为了友谊的增进，更是为了事业的发展和成功。一旦私人友谊和党的事业的利益发生矛盾，则公私分明，公事公办，绝不以牺牲党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私人的友谊。另一些同志，则把私人友谊看得高于一切，只讲“友情为重”，看“关系”而不讲原则，顾情面而不顾大局，甚至徇私枉法，为亲友谋划私利。近年来流行的所谓“熟人好办事”、“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等说法，概出于此。这是一种残余的封建意识的表现。
这里，想起了斯大林同志在1929年讲过的一段话。他说：“我们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谊团体，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决不容许把私人友谊的利益摆在事业的利益之上。”“常言道，友谊是友谊，公事是公事。我们都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如果私人友谊的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冲突，那就应该把私人友谊放在次要地位。作为布尔什维克，我们只能这样提出问题。”（《列宁主义问题》246—247页）同志间的友谊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友谊，是以在共同的工作中形成的同志感情作基础的。应该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用高尚的品德互相激励，有了缺点、错误互相规劝。利用友谊徇私舞弊，这是私利的纠合，结果必定是利尽而交绝，一旦双方感到无利可图，友谊也就不存在了。对领导干部来说，时时应该想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应当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如果利用这些权力为亲友谋私利，那就意味着把我们党降低到了家族集团或私人友谊团体的水平，也就意味着丧失了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资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应当对亲朋故旧少情寡义、冷若冰霜，亲友遇到困难求助于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拒之门外。患难相扶，死生相托，这是友谊的最可贵的表现。越是亲朋故旧处于危急困难的时候，越是应该倾心相助；如果亲友蒙受了不白这冤，应该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为之辩护，即使个人会因此受到损害，也应这样做。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同志如要破费个人的钱财去帮助亲友，就显得十分吝啬，可说是“拔一毛利朋友而不为”，却慷国家之慨，徇私枉法去满足亲友的不合理的要求，这里掩盖着个人的不纯正的动机，因而也就不是高尚、纯洁的友谊。
唐代贞观年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犯贪污罪被削职为民。他自认为是李世民当皇帝前的老部下，有面子，便请求皇帝免罪。李世民答复他说，我今居王位，乃四海之主，不能“独私故人”，大臣们依法办事，我岂敢违犯呢？便送些私财，打发他走了。李世民对件事的处置是明智的。他既做到了秉公办事，又做到了不忘旧谊。当然，李世民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捞取美名，这和我们共产党人的品德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但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许多事实证明，当着亲朋故旧提出不正当的要求时，只要我们的态度真诚、热情，讲清道理，申明大义，多数人是通情达理的，并不至于伤害感情。周恩来同志在对待弟媳、侄子等亲属和友人的关系上，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他公私分明，严格按原则办事，又真诚相待，热情关怀，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也使亲友受到了深厚的教育。至于有个别亲友私心严重，不通情理，当其不正当要求不能满足时，便指责、翻脸，对于这种人，即使私人友谊一时受损，又何足惜呢？我们有的同志之所以缺乏按原则办事的勇气，原因还在自身。一是自己过去就干过徇私舞弊的事，亲友知情，拒之嘴短。二是信奉“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哲学，今天利用职权为别人谋点私利，为的是日后让人为己谋利，可见，要正确外理私人友谊和党的事业的关系还得从加强思想意识修养，克服个人主义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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