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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法国新一届总统选举辩论上，法国社会党代表罗亚尔竟然表示，如果北京方面拒绝改变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政策，那么她将有可能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过让人感到幸运的是，代表法国右翼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尼古拉·萨科齐力挽狂澜，获得了入主爱丽舍宫的权利。很难现象，如果罗亚尔当选法国新一届的总统，那么不知道她先前的允诺是否会兑现。
随着罗亚尔将抵制参加北京奥运会与中国对苏丹达尔富尔政策挂钩之后，国际社会舆论还是掀起了新的波澜。5月9日，108位美国众议员致函胡锦涛主席，希望中方停止对苏丹政府的援助，避免达尔富尔问题更趋恶化。如果中方在此问题上的政策没有变化的话，他们将抵制08年北京奥运会。尽管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表示：“以苏丹问题为由展开的对北京奥运的所谓‘抵制’，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他还说：“他们认为中国政府能够影响苏丹政府行为的观点，并非美国政府的看法；这也并非我们所支持的行为。”
面对这个新的困境，中国当局还是采取了一些回应措施。中国政府对西方指责中国与苏丹的正常石油合作做出了反驳。
4月11 日，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将那些欲抵制２００８北京奥运会以抗议中国的达尔富尔政策者斥为“无知”或是“别有用心”。翟隽说，有人说要抵制北京奥运会以抗议中国的达尔富尔政策，说这种话的只是个别人。有的人可能因为无知，既不了解达尔富尔的情况，也不了解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还有的人可能是别有用心。这与国际公认的体育非政治化原则不符，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也违背世界人民的愿望。她我相信，明年的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一届让世界人民都满意、成功的盛会
中国外长杨洁篪在5月表示，将北京奥运会与苏丹达尔富尔或其他问题相联系是企图将奥运会政治化。中国政府最近任命的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不久前对达尔富尔展开了访问。他提出，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不是种族屠杀。刘贵今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想象力，通力合作促进达尔富尔问题通过和平的方式以政治的手段获得解决。
6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达尔富尔问题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潘基文强调，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一直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他对此表示理解和欣赏。
虽然表面上中国在此次的言语辩论中暂时取得了领先地位，国际霸主美国发表了政府声明，表示这仅仅是个人的一些行为而不代表美国政府的行为。另外，联合国秘书长也站在中国这一边，为中国辩护，尽管我们不知道其是不是真心的为中国辩护，我们也无法猜测其个人的动机，但至少其表态就给中国面子，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暂时不受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搁笔，认为中国完美的解决了这次外交上的小冲突，那我个人认为则未必如此。我不相信这是一个结束，相反，我认为其是一个开始，一个将给中国外交带来新的挑战的开始。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曾经因为政治或者外交问题而抵制参加奥运会的也确实发生过。在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看苏联怎么垮台”这一章中，李光耀说到：“在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我们加入了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动，冻结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所以，罗亚尔之流认为，如果中国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政策不发生改变，那么将抵制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危言，在世界范围内，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所以她也没有机会去申请世界吉尼斯记录。或许我们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来断定，就算罗亚尔当选了法国总统，那么她也未必会这样做，因为中国与法国之间存在的冲突不是人权上的，而是利益上的。成功的政治家不应该抽象的将道德准则强加到自己国家身上，当罗亚尔是以个人的身份来说出这样的危言时，这是她个人的言论自由，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她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当她将自己特定的道德要求强加到她自己国家的身上时，当她要求她的国民（运动健儿）们抵制参加北京奥运会时，那么她就缺少了某种谨慎，殊不知，谨慎是政治家的美德之一。
面对这次外交上的小打小闹，中国政府还是维持其固有的风格，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该反驳的时候就反驳，这让我们的国民确实觉得中国崛起了，说话硬了。毕竟就国民个人而言，当你听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或者某撮政客竟然恐吓说如果不改变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政策，那么就抵制参加奥运会等言论时，固然是勃然大怒。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不反对人权与自由，也希望达尔富尔地区能够和平，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的所思所为。但是，我们不反对人权与自由，但并不能忽视我们内心深处的尊严。因此，当某些政客或者国家将这些抽象的道德准则强加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内心深处的反抗意识自然会爆发，尽管我们并不反对人权与自由。实际上，这是我们国民的正常心态反应，至少就我个人而言就是如此。如果说当我们对此泰然处之，好像是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可以想象到，这个国家的国民对于其国家的身份认同惨淡到何种程度。于是，我们的外交部及其官员也总要做出一点符合民意的反应：一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阐述中国政府对解决冲突的一贯政策；另外一方面则适当的抨击，诸如“无知”乃至“别有用心”自然是口头禅了。我无意于就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方式做出任何细致的评论，我只是想就这个时间阐述一下其对后续中国外交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正如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就“国际政治六原则”所论述：“在成功的政治行动与道德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原则之四）衡量成功的政治行动最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获得了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苏丹之间的合作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主要石油进口国之一，只要中国一天经济不停滞，中国对苏丹的石油需求则不会停止。而就苏丹政府而言，在石油价格高企的今天通过出口石油而获得了不薄的油水，双方各有所需，何乐不为。事实上，中国政府很明白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严重人道危机。当一个人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出现人道危机时，或许你不相信，但是，当国际社会异口同声说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出现人道危机时，或许你应该相信，如果你从来去过这个地区的话。因此，对于中国外交部某些人员的某些言语（有人说达尔富尔地区局势和人道主义形势恶化，到底实际情况如何，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不要光听别人说，而且联合国也自有公论），我认为其是出语不慎。你何以这么确定达尔富尔地区的局势和人道主义形势没有恶化？你何以确定你所看到的就是真的而不是对方故意安排的？就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情况完全存在。我可以理解，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中国政府没有义务也没有意愿去改变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混乱局势，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花费精力资金去解决这个毒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上，美国曾经介入，但最后还是在无奈中撤出，因为这个地区的势力似乎不讲究理性逻辑，也不讲究合作逻辑，除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之外，别无其他，这是事实。因此，与这些不讲究理性逻辑的政客打交道，无需涉及到道德的准则要求，实际上他们对于何谓道德准则要求不知道做何种解释，这也是西方常常惨遭滑铁卢的原因之所在，两者对于道德准则基本上是相距霄壤。于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中国政府抛开道德的袈裟，尽量从这块罪恶的土地中获取石油。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理智的做法，也遵守了摩根索的政治原则。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算中国政府改变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政策，也未必会改变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危机。但是，中国政府必须对此次的外交小冲突有所反省与反思。虽然成功的政治行动难免与道德的要求相冲突，但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除了要“内聚实力”之外，还要“外聚形象”。你可以把“外聚形象”作为中国崛起软权力的一部分，但我宁愿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必要妥协。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实政治的逻辑依旧是政治家的首要指导，但是成功的政治家也要关注到这个世界在自由主义方向上的发展并时刻懂得把握。自由主义并不是现实主义家眼中的乌托邦而已，而确实存在于我们今天这个国际社会。然而，我发现，我们的政治家们似乎还没有将思维转变过来，从外交部的发言就可见一斑。
当洛亚尔甘愿充当出头鸟之后，其产生的副作用值得我们外交部重视。实际上，她的这种做法也就是要抛弃纯粹的道德口头说教，将普世的道德准则融入到现实的政治利益交换中去，迫使对方妥协，尽管她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却给西方那些政治家们打开了另外一扇压制中国恫吓中国的窗户。我们不敢保证，西方的政客们或许会以抵制参加中国的奥运会来要挟中国改变其环境政策，改变其人权政策乃至其它各个方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实际上，早在80年代末，西方国家就曾经使出这一阴招，要挟中国，除非改变其人权状况，否则将拒绝贸易援助等。然而，今非昔比，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么一个状况。占据道德的高位，将道德要求与现实的政治利益相互结合来要挟中国或许真的是中国外交在新的时代里的一个困境。实际上，中国政府不怕道德说教，中国政府的道德说教本身就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是将道德与政治利益相互挂钩来进行要挟与恫吓确是我们的软肋，因此，我们必须从这次冲突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次冲突表面虽然结束了，但我相信，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