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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十字架惊踪骇旅
——窥探中国文化复兴路上的传统负累幽魂
作者：马庆池 (mqc1951@163.com)
本文序：中国文化精神仍含暮气形态特征
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情景不同，中国当前在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的同时，却因为文化转型而倍感艰难与沉重。《甲申文化宣言》折射了文化界和学术界部分权威学者对中国文化发展把握历史转折机遇的那种学者敏锐，也凸现出要为中国文化力争世界话语权的使命感。可惜，这个《宣言》形式不妥，认知不当，而属于败笔。下此等结论，重要根据在于少数学者名流，以超国家，超民族身分呼吁保护全球多元文化，强调21世纪现代文化伦理，但却恰恰违反了文化人类学逻辑蕴涵的科学伦理。须知，在人类文明发展总脉络为一元逻辑，其次为多元文化的这一文化人类学前提下，《宣言》轻率地造成了民族文化姿态自大的结果。
《宣言》的轻率之举，并非如某位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学理基础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宣言》的思想构架是那种对理想文化、纯净文化和伦理文化报以永恒追求所凸现的一种文化乌托邦意境。而这种文化精神境界并非属于现代文化精神，恰恰相反，体现的是那种源于自身文化历史因素淀积出的一种特有的，现代陶渊明式的中国人文精神情怀。
中国人文精神在诉诸这种理想文化境界追求之余，反过来就是在忧虑民族文化复兴道路之艰难，始终掀起不断的忧叹、困惑、彷徨、感慨等一连串复杂情怀。中国民族文化情怀在连绵不断，反复缠绕中，持续地在为当代文化理念孰是孰非陷入无休止的争辩。
中国文化复兴确实是与华夏文明崛起属于同等意义，于此同理，也就等于是决定21世纪中国崛起实力的重中之重。当代中国文人，尤其是文化理论界学者，为中西文化，儒学新生，国民文化素养等大是大非、何去何从的问题，可以说是众情激奋，各抒已见。不过，忧国忧民之中，中国文化论坛只见文化对文化，学术对学术，理论对理论，很少将文化问题与政治体制、教育形态、社会心理诸多时代性问题进行整合思维。其实，在中国人文学术精神视线外，今日中国社会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的陋习和缺陷，却是那种可以将学者、官员与百姓捆绑在一起，几乎谁都难以超脱的中国文化整体意识形态体系。不分析中国文化综合形态之弊端及其根源，即使再谈古论今，展望未来，又有何用呢？
中国社会所受制于的根深蒂固性文化弊端，或者传统文化负累，是以看不见的锁链和牢笼在麻醉着中国人。由于传统文化弊端是从中世纪游移到现在，久而久之，已成为文化精神方面的亚健康状态，在这个亚健康状态下维持的文化精神意识仍在继续背负传统文化的重负。而中国人还在为文化优越感意识而麻醉自己看不到传统文化精神带来一种负累险兆，这个险兆不是别的，就是当今盛行的中国文化精神理念中依然以为中国文明与中国文化是随着世界化文明形态变迁而可以自然过渡。这种极端麻痹性的认知误区在于漠视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其实已经处于世界性文化春秋时代，而这个新时代不存在民族文化价值时间永恒的神话。要知道，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文化遗产丢失的损失远比不上非物质文化精神的迷茫与沉沦要致命的多。因此说，《甲申文化宣言》认知不当的要害在于无视理想性文化理念挡不住文明变迁中不同文化形态在世界化进程中继续对抗的残酷竞争现实。其实，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机遇期并非宽松，更谈不上充裕。当中国低成本劳力和资源浪费型投资的经济增长条件被资源节约型生态经济新模式超越而成为昨日黄花时，传统文化综合症就开始暴露得相形见拙，疲软无力了。应该清楚，在当今世界环境文化意识时代，新型经济社会要求整个社会共同推崇资源环境保护意识，要求人人树立终身学习习气，且不论是朗朗书院之内还是之外。那么，当前中国文化意识与中国文化理念真的能朝着这个新文明时代文化精神而自然过渡吗？
能使中国人因为时间久远乃至习惯了的传统文化精神负累，不是别的，就是从悠久文化历史轴线上随时间平移过来的权威文化意识时空坐标系，或简约为中国文化十字架。这个文化十字架，之所以坚固无比在于内部叠加众多相似形权力意识金字塔，而大大小小的权威意识金字塔中，自然也包括学者背负的学术金字塔，官员背负的权利金字塔，百姓背负的尊卑金字塔。中国文化金字塔固然强劲，但却是以迷信、自卑与傲慢、僵化并存；精英价值与亿万草民并存为代价的。
就是因为传统文化意识负累下带来的根性弊端，官员腐败、百姓无奈、文人惊怪呈现出的生动百态也就显得远比学术争辩，改革对策更能触碰深层因果。人们时常会注意到，当媒体舆论反复呼吁时代责任感，公益道德心时，百姓则首先逆反于官员不良楷模的表现；当媒体荧屏反复播放孔繁深、任长霞等人物形象以召唤当今为官的应有良知时，其真、善、美的教育效果并未比包公、海瑞戏曲故事超出太多；当权力跋扈，百姓激怒、文人愤笔时，这个社会并没有坚持为有效执政给与理性见识的民主激情。为何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之急却交错于中国社会民主智慧的缓慢难行呢？问题很简单：中国人在对清廉父母官期待意识太久的历史文化意识惯性中，却对身边不断发生的新事物、新问题很少按照中国文化治学精神去思索。为什么中国社会缺乏对公共整体利益问题的求问、求真和求实精神呢？答案更简单：中国文化十字架的要害就在于百姓总认为那样的学问能力属于学者；那样问题的思考资格属于当权者。
关于中国社会权力金字塔的文化意识，其明显特征表现在权力服从意识以顶头上司意愿为马首是瞻，而天高皇帝远又会使有权者在个人利益至上时敢于行政不作为，甚至胡作为。这种现象本质上说，就是各有其责，各不负责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综合陋习。在传统陋习的权力结构中，权力者最不舒服的是对新麻烦的不好利用，最舒服的是已有权力的充分利用。如果新麻烦总是与职能权限范围与利益不对应，那么令社会憎恨的推诿扯皮作风就会始终延续到因为这种作风而使职能权限公信度严重受损甚至丧失权力作用为止。如果更高权威制裁威慑力还不能根除体制惰性作风，解决不了国家各项积极政策在上传下达中精神指令时常被逐层削弱，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严重弊端，那就不是党纪国法威慑度强弱问题了，而是在这个社会文化伦理沉沦背后出现的文化意识形态整体问题。
关于中国学术文化金字塔，则属于另外一番沉重，虽说那份沉重是文化传承的无奈性之必须，但也同时能带来神圣。在学术权威时空坐标系中，纵坐标要求先从前辈大师的精神境界和智慧笔触开始后才能步入学术殿堂博大精深之处。未能知道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的中国近代文化历史作用，就不可能感悟鲁迅、曹聚仁和张岱年等前辈大师的更高文化精神超越。但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就在中国优秀人文精神不断感召中，中国寻常百姓人家的文化意识依然还是让小小学童在父母教诲下早早体会“学而优者仕”意味着什么。可惜的是，中国人求学精神执著有余，面对榜上无名则往往万念俱灰而显得其学习意志竟是那般脆弱。
中国人在对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伟大前辈给与圣贤型尊崇的同时，对当代学术金字塔更为诚惶诚恐。中国学者自觉于维护学术权威的脸面，而中国求学者也自知于导师智慧指点对个人学识增长如何恩重如山。所以，中国学术争鸣可以对历史剖析、可以对非同窗者隔山叫阵，却很少有尊卑互争，上说下批。中国儒家文化传承的治学精神固然优秀，但中国文化治学传统中的科学求实精神欠妥却不知压抑了多少本可以达到的更高智慧潜力。谁都知道，中国求学者最忌讳的就是敢于不理会导师思维方式而跑到另外之处去另僻新意。如此传统，中国文化学术精神追赶现代文化之锐气实有所难。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固然世界瞩目，但是中国文化遗产也是在传承不断，感慨不断，蹉跎与遗憾不断中艰难积累其文化财富的。故此，中国文人情怀特色既表现在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引以为荣的骄傲上，也表现在以精英文人意识对普通烟火世界弊端予以口殊笔伐，似乎总有道不尽山河重整之意气。中国文化精神风骨渊源于中国文化精神遗产。《史记》故事能告诉后人司马迁如何忍辱负重、宁愿以牢底之灾也要为历史功过是非予以实事求是，即使面对权威压顶，也勇于揭弊，故而让中国后人为司马迁留下史家之绝唱的辉煌篇章而感慨万分。中国文人还能从《论衡》中欣赏到王充仗义执言、是非分明，论述精辟的惊人智慧，更能从《离骚》千古奇韵中感怀屈原内心民族情怀留给后人的心灵震撼。确实，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多少沥血之作，让华夏文明内涵中充满了可歌可泣的忧国忧民之情。
然而，中国古代文化精品震撼后人心灵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撞击，其辉煌篇章背后的色调多半是悲壮的，无奈的，同时更是旧式文化精英模式的。封建时期的知识精英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时代背景与当今历史时代已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中国文人依然对自己文化遗产情有独钟，完全可以理解之处就在于：当感怀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精神财富的同时，发现当今社会在开放中竟然流淌出大量痞子文学招摇过市，精神文明建设中却满天吹舞低级庸俗的文化垃圾，不由人不在痛心疾首，伤感之余，更感惟有倍加珍惜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财富。按照中国文化精英的理念，当今文化行为肆意妄为，胡编乱造，从将草莽英雄、江湖杀手左右古代历史风云的乱弹琴搬上荧幕，到网络上个人低俗变态予以公开的表现与炫耀，几乎逼得人只好在故土痕迹寻觅的文化苦旅中感怀世事沧桑，或者干脆跑到其他文明遗址上给与千年一叹。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随便暴露时代，在这个无所遮拦的物欲横流与理想文化精神追求并存的世纪春秋时代，新儒学派挺身而出，似乎有心要引领真、善、美之教化。可惜，儒学传统的脊梁还没有自新、自立到有勇气自抗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十字架的凶威。要不是这个传统文化意识十字架，在民族文化复兴机遇期，中国古代文化学术遗产本不该单纯地作为当代文人傲视红尘的精神资本。笔者深信，中国文化优秀遗产永续辉煌的前提必定应该包括后代文人不能总是断奶无力，更不能在华夏文明传人向世界化进程冲刺的阶段总是依偎在史学资源并非无限的传统文化怀抱里。要知道，民族文化优秀不能单纯依靠民族文化遗产优秀。
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日之中国，华夏文明重新崛起的历史意义是与中国古代春秋文化之辉煌，清末民初旧体制之阵痛成三点一线的。所以，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深刻思考不是在自身文化圈子里争争吵吵，而是要树立与民族文化主体共进退的历史责任感，换句话说，古人民族情怀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当代人的精神激励，是不是启迪我们在精神理念表达外，还应该有理念内省求新之作为呢？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深思熟虑，笔者决意采用《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十字架惊踪骇旅——窥探中国文化复兴路上的传统负累幽魂》作为本篇主题。这个篇名主题极容易被怀疑有哗众取宠、制造悬念之嫌，但相信读者有耐心不限于追究篇名标题，而把全文看到底，然后再回味思考本文用意，不要急于用棒子追惊喊打。另外，笔者也自知言辞之间不可过于刀笔杀人，全不看学术江湖义气，所以凡是涉及国内当代人物之处都不指名道姓。至于行里之间仍显叛逆狂野，乃实属无奈。数年前，笔者发表《为中国科学普及事业不景气而疾首》、以及年前发表《中国文化智慧问疑与不惑》后，希望得到的读后反馈竟然会是文辞不错，内容梅涩。这等评语使得写作时那种浮想联翩、心潮难平反倒更加思绪沉重。为什么只注意表面修辞，不在意言辞后面的意思呢？或许是缺少一个统领全篇、阐述主题的序言部分。为此，笔者干脆卷土重来，将以前思路全面整理，也对以往表述做重大修改，再求品读与评判。还是想看一看，不循传统、只求创新，将所看、所思、所悟坦诚相见，究竟算不算不懂中庸之道。
（正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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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语：
笔者曾为一代知青走过来，切身感受今日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而在这弹指一挥间的历史巨变中，新的一代人又起来了。如今，中国社会中人们感觉到的开放、繁乱、多样，以及同时在为求生存、争进取、盼机遇中夹杂着的希望和焦虑缠身，沉重地倾落到了当今一代人身上，但这也说明远比上代人的处境更具有真实感。如何在真实的烦乱中求生存自然是不仅需要知道学习之重要，还应能聪慧到敏锐于何为所学、何为善学的问题。
为学习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关系论辩，并为这种论辩结果给出主题，让笔者在反复权衡与斟酌中，内心时而翻江倒海，时而心神凝重，思来想去，就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成功所基于的“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精神动力依据，确信探讨有关儒家治学精神的传承与超越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复兴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已超出学术议题范畴之外。
笔者感觉，虽然儒家精神自古就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优秀文化精神教诲，但是今天的学习与思考要面临的知识方面太多太多，决非“知有所和谓之智”古代圣贤指点就能顿开茅塞，马上就获得启迪的；虽然网络化资讯时代使得学习资源突然变得极大丰富，甚至联网电脑面前的数字化学习竟能让古代文人惊讶并妒忌不走万里路也能读万卷书，知天下事，可是在信息爆炸世界中，对大量学习资源的选用能力、对知性价值判悟能力以及对多学科内容的消化能力就不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能轻松应付的，更不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谦虚精神所不了了之的。古代求学是为求学问或攀仕途之路，但是当代中国求学者应面向能求民族复兴之学问。
对于今天的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再飞越而言，李约瑟难题的学术价值已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养行动纲领》之后，若统计出“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旧式学问理念者的比例数偏高不下，就意味着国人应当自问李约瑟难题背景的中国文化形态体系如何还能继续支撑全球化竞争时代的再次辉煌。日本科技为什么先进？以文化精神追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差不多比鲁迅稍早的同时代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曾有一句名言：“阅得事深、识得世深”。他以对社会深处的细微观察力、惊异的认知感启迪了日本人较早地对自身社会、外部环境的敏感性，还有对现状的从不满足性。而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鲁迅还在为抨击国民迟钝、传统嗜血而用笔为枪，不断展开虽说振奋且也悲壮的呐喊冲锋。
对于中国文化复兴大业，笔者认为，从政府官员和权威学者那里呼吁提高全民族文化素养还只能限于文化研讨、文化政策、文化方针和文化战略而已，然而，提倡多读书，增见识外为主要概念内涵的文化素养问题与文化锐气精神，两者之间可以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文化锐气为什么重要？因为文化素养可能体现人内在知识修养，可能受到中国文化之魂的优秀历史人物和历史作品精神激励，但是文化锐气却需要从另一方面去冲破传统负累。在今天这个世界春秋历史机遇，创造时代文化精神理念，给亿万民众以自信、自立与自尊，让国民用得到的自信、自立、自尊去自觉地为国家与民族自强，自愿身体力行，并为整个民族更高的自信而感到自豪。中国古代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已有过这样的自强与自豪，而21世纪需要更高境界的自强与自豪。
马庆池 200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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