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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即将于今年9月卸任。我们最关心的是，他的继任者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中日关系。笔者认为，小泉内阁对华政策的“感性化”有望得到改变，而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将从日本政治的这种“理性回归”开始起步。虽然这种理性政治的回归，并不必然意味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但却构成了中日对话的基础。
小泉即将于今年9月卸任。我们最关心的是，他的继任者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中日关系。在这里，笔者想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即通过和读者一起分析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来揣测中日关系改善的空间。笔者认为，小泉内阁对华政策的“感性化”有望得到改变，而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将从日本政治的这种“理性回归”开始起步。
先说小泉的“感性政治”。借用某日本评论员的话，“小泉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浅显易懂的情绪挤占了重要的推理”，政治倾向变得简单、平面并缺乏哲学逻辑，满足民众和媒体的“猎奇心理”成了政治家的首要任务。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两点：
第一，“民众政治”与国家决策过分亲密。小泉之前的自民党总裁选举，曾因暗箱操作、缺少民众参与而被各界诟病。2001年自民党的选举制度改革，扩大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及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小泉借此上台，并避免了“短命内阁”的厄运而获得连任。在获取大众欢呼方面，小泉既是天才，又乐此不疲，其结果是导致国家决策与民众政治过分亲密，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在此过程中被“感性化”。
第二，外界的剧变使日本无所适从。“9·11”美国遭袭及朝核危机使民众感觉灾难即在眼前，日本对外界威胁变得异常敏感。而此时，日本又以最短的时空距离、最切近地面对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似乎无所适从。中日关系的恶化，既有小泉的个人因素，也有政治互动方式变化的原因，更与这种对华心态的失衡密不可分。
小泉的“感性政治”，虽然迎合了审美的需要，却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中日关系交恶，不仅使日本在亚洲影响力下降，而且还降低了其在美国战略中的身价，削弱了日美同盟的基础，是日本外交的全盘失败。目前日本各界对中日关系的反思，正是对小泉感性政治的纠正以及向“理性政治”的逐步回归。笔者对这一“理性回归”进程持乐观态度，因为这一转变具有可靠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一位日本学者曾说，日本过去对亚洲国家十分谦逊，是因为日本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失去的十年”扭曲了日本的心态，内有颓废的经济，外有崛起的中国，使日本民众的心态进一步失衡，日本已经不再有谦逊的“资本”，于是说出了以前不敢说的话，做了以前不愿做的事。若果真如此，那么如今由体制改革和内需拉动的、已持续50多个月的经济增长，则完全应该部分地抚平日本民众的心理创伤。在经历了躁动和不安之后，日本也有理由对中国崛起给予一个更全面、冷静和客观的评估。
同时，内外部的舆论开始发挥校正作用。极端的观点平时总是被炒得最响，而“基本盘”只有在关键时刻才发挥作用。日本政治中的基本盘仍然是和平主义，这一点从各界对小泉参靖的批评中便可以看出。正是这种“基本盘”的凸显，才使安倍晋三和福田康夫等首相候选人均表达了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而中国等亚洲国家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期待，也构成了促使日本反思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虽然这种理性政治的回归，并不必然意味着中日关系的改善，但却构成了中日对话的基础。对于两国的决策者和民众来讲，认识到这个转变进程非常重要。因为，“中日关系能好到哪里去”这一议题，并不是一个已有定数的现成答案，而是一个双方共同塑造的未定过程。（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