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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未刊登完,续)
作为政治理论家，孔子的主张是行德政而以礼治之，归纳起来是这样的：
总的目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总的纲要：“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总的政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总的政治精神：“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总的政治职责：“天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总的政务：“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总的政事：“民、食、丧、祭。”
总的政治方法：“尊五美，屏四恶。”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总的施政步骤：“庶之”，“富之”，“教之”。
二、对孔子的评价
已有的对孔子的评价，最中肯的是颜回：“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勿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只有球体才让人在任何位置感觉不到边际，没有前后之分。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一个极高而至空，一个极低而至空，实际上是一回事。孔子实际上是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两端”就是矛盾的两方，任何事物都按照矛盾法则运动，因而要用矛盾论的方法看待事物，用矛盾论的方法处理事物。孔子的仁，实际上就是矛盾论；仁者，实际上就是完全用矛盾论的方法处理事物的人。孔子讲“述而不作”，看透了事物矛盾运动的客观本质，还有什么必要像没看透的人那样去论证、去争执呢？论证、争执能有多大的意义呢？真理就是真理，何必需要论证、争执呢？孔子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领悟到的客观规律诉诸于人们，把真理推行于社会和政治生活。
孔子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真理艰苦奋斗、绝不放弃的一生。他推行德治和礼治，目的当然是为上造福，为下造福。但实际上，却是既不讨好上，又不讨好下。对于不讨好上，孔子是不以为意的，可以隐则隐，可以仕则仕，无可无不可，完全体现了仁者的洒脱和无忧。但对于下的不理解，孔子的态度非常复杂。
对于长沮、桀溺的避世之劝，孔子怃然，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易与也。”态度是明确的：天下本有道，只是当今无道，我要还天下本道。
对于荷蓧丈人骂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话，孔子就迷惑了。因为荷蓧丈人的话直指孔子的要害。就是说，不搞生产，政治最好又有什么用！这是孔子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无法推翻的问题。所以，孔子虽然前面说了一大堆：“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这是为自己辩护。但这是没有用的，无以辩驳荷蓧丈人。所以接着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话肯定是孔子自己说的，子路说不出这样的话，他不可能知道孔子思想体系的命门所在。托子路之口，只是为了维护孔子思想的一致性和完美性。
但孔子是否失望了呢？没有。《微子》第五章：“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接舆是完全懂孔子的，其见识甚至有超过孔子的地方。孔子下来欲谈“来者犹可追”，惜接舆避之。接舆为何避？他是知道孔子所为之作用的，时代需要孔子；但孔子又是不属于时代的，孔子之道后世方能行之。接舆将话讲透了，何必再谈呢？接舆的话，也使孔子增添了希望。
所以，当孔子厄于陈、蔡之时，召子路、子贡、颜回就“匪兕匪虎，率彼旷野”问话。颜渊答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谈笑间，师生悟道而知世，其乐融融。这是孔子一生中最为困难的时候，实在也是孔子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候。他不仅看到了“道”有希望，而且看到了有实现希望的人①。
但是，寄托了孔子全部希望的颜回却早逝了，看到自己毕生追求的大道后继无人，谁能不悲，谁能不痛？孔子非悲颜回，乃悲道之不存也。
孔子的悲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子是无法看到后世了，但孔子之后两千四百多年的旧中国历史，无非是证实孔子的“悲”字。封建社会以孔子学生自居的思想家们，无人能真正读懂孔子。他们读孔子之书，引孔子之言，无非是证自己所思；以孔子之“无”，证自己之“有”，以孔子之苍穹纳于自己之盆洼，焉有不曲、不弯、不扭、不逆、不倒之理？孟子所谓的“仁”，只是初级阶段的善而已，限于孔子的“汎爱众”层面，与孔子所指的“仁”格格不入，完全是两码事。孟子尚且如此，孰论其他人！封建社会搞家天下，独断专行，不能选贤任能、举直避枉，从根本上背离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封建统治理论给人性要么加上善的判断，要么加上恶的判断，其结果必然就是给人带上精神枷锁，控制人的思想自由，人们的思想言行都要顺从统治者的意志，伦理沦落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这正是孔子从根本上反对的。孔子弟子三千，从王室成员到奴隶，他一视同仁，不薄彼此，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不压人，不抑人，主张人要真实地表达自我，思而学，学而思，而后知，而后行，行而有果，弃恶扬善，正而达仁。不仅如此，他时时刻刻告诉人们我很普通，我不如你们，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比我高明的地方，我要向你们学习；即使是恶者，他也由彼及己，察而改之。人皆谓孔子谦，我谓孔子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忠信之道，一以贯之，骄傲和谦虚都不是孔子所为。孔子就是这么一个扎扎实实、平平常常的真理探索者和真理实践者。他的思想是远远超越时代的，不容于时，而容于两千五百年后的人类世界。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初级农耕社会。人们靠天吃饭，循劳得食，社会思考的方向不是如何改善生产工具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人们很容易把社会的贫穷全部归结于政治的腐败，全部归结于“礼乐崩坏”，孔子就是这种思想的最大代表。孔子的“大道”在于改造人与社会的关系，很少想到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思想的局限性贯穿于《论语》。
孔子是善于处理矛盾的高手。对于贫穷这个矛盾，他开了两剂药方：“贫而乐”和“君子谋道不谋食”。他的药方丢掉了一以贯之的原则：摆脱贫穷是人所欲，“乐于贫”的方法就是对矛盾置之不理；“君子谋道不谋食”的方法，就是转嫁了矛盾，都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矛盾。一方面，他把贫穷当作检验君子道德的试金石，“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另一方面，把逃避贫穷而不是改造贫穷当作君子也就是读书人谋道的动力，促使旧中国文明偏离改造自然的方向越来越远。但矛盾是放不下、逃不了的，如不解除矛盾，必被矛盾所制。孔子实际上也是知道贫穷的负作用的，他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他倡导人们谋求正当的财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他提出正确的治国步骤：庶之、富之、教之。然而，他主张以什么方法来“富之”呢？《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艰苦劳顿一生的孔子并不是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他认定车夫樊迟只是适合从事生产的“小人”，而不是自己希望培养的、管理政事的“君子”，他的意思是，统治者完全协调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后，社会矛盾就消除了，人民就能安居乐业，奋发有为，摆脱贫穷，达于小康乃至大同。这样，他把两剂药方统一起来了，“一以贯之”的原则承继了。但是，即使社会矛盾消除了，人们就能实现小康吗？如果这样，人类停留在原始社会就行了，何必发展？孔子其实是没有从根本上看到人与自然的矛盾，没有认识到劳动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就是没有认识到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富之”在他思想体系内并没有占据如同现实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他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②孔子的贡献在于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的过失也在于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孔子从理论上把“天”推到至高无上的纲统地位，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凝聚、统一和延续不断，也从滥觞期加重了中华文明的 “天盖”重担，促使中国人在两千四百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背负了过多的道德承载，成为了自然的消极顺从者。
任何人首先是属于时代的，时代给了他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时代给了他对精神世界的认知，任何人都不能从一片空白开始创建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首先是时代的思想；任何人首先也是属于环境的，环境给了他的活动范围，环境给了他的文化范围，任何人都不能从环境外创建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首先也是环境的思想。孔子居中原之地，处动乱之世，汲中原之精华，行中国之事，忧中国之民，未脱中国之时空，不能责也。个人诚然能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是人民，历史自有其发展逻辑，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孔子之后的思想家们，居当世之地，处当世之时，以己之眼光，窥孔子之浩瀚；从极形之苍莽，取有际之所需，协时为用，切实而行，忠心耿耿，劳苦功高，亦不能责也。向使人人都学孔子，则都不容于时，徒增孔子之悲。
因此，孔子之悲又是没有道理的。
孔子的思想体系是浩大的，但并不是最大的，他从无开始，归于天，从“无”到“一”，而不是从“无”到“无”，并不完备。对“天”的认知是感性的，因而中国封建社会注定要走向消亡，孔子也注定要遭受曲解和责难。
人属于社会，也属于自然。孔子虽然没有看到地球的另一半，没有看到人的另一半，他的体系最终的边界也有问题，但这并不影响体系内部的正确性。孔子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不是随便说说的，这是他凭据自身的逻辑力量推导出来的必然结果。“后世”虽然隔了很久，但终于就要来了，孔子的大道将得以显现，孔子的真面目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他的仁德必被世界人民所遵循，他的实践必被世界人民奉为楷模。
而他自己，必然在九天之上，风舞长歌。
(2005年5月27日-6月12日初稿,未定稿)
注释及说明：
①此小段引语引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岳麓书社，1994年，第417页。
②此句引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岳麓书社，1994年，第420页。
③除上述外，全部引文引自：[宋]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岳麓书社，198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