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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的现状与提升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摘 要］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背景下，已经形成起国有企业为主导、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同时存在并共谋发展的民族企业结构。民族企业竞争力现状如何？如何快速而有效地提升民族企业竞争力？客观、科学地釐析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 健 词］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现状
就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社会而言，企业不仅是一个单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单位，而且还是社会构成要素中的基本组织细胞。从前者看，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当然直接关系到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从后者看，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及其模式、企业的竞争力水平等又同民族生存与发展、民众生活与福祉、国力状况与国家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前景等等戚戚相关。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处于竞争剧烈之复杂变局的状况下，以这样一种宏阔的视野，既居安思危、又充满希望地分析研究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的现状及其所造成的原因，进而思考如何提升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并以之为有力契机，推动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进程，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民族经济存在与发展的意义
当今世界，民族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还有没有意义？或者说，究竟还有没有民族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在西方盛极一时并为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者所认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力量已经通过世界性市场（包抬世界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世界性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欧元）、资本国际、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如“托宾税”）、全球信息网络与计算机的普遍运用及由之而造成的种种结果等主要方面得到日益充分的展示。这一实质性和根本性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如迪斯尼、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可口可乐、麦当劳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及以人权、民主、自由、博爱、平等为核心观念的政治一一道德价值理念等等）桴鼓相应，汇合成一体，营造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景象。这种景象似乎在告诉人们世界“大同”仿佛真的降临人间了。受这种思想影响，国外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发展道路都必须与“新全球主义”趋同，因为只有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才能使我们“转入一个新的文明”（戈尔巴乔夫即力倡此说）。我国也有些人士在以浪漫主义的情调呼唤拥抱已经到来的“全球化时代”，主张我国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即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依此，民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就已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7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即已指出了当时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趋势，说：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这是资本主义商品贸易全球化阶段的景象。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商品贸易，并不是在真正自由、平等竞争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具有着强烈的残酷性，散发出浓烈的血腥气味。譬如，十九世纪全球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曾一度（有的甚至是长期）繁盛的地区性文明中心纳入到其势力控制范围之内，又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从而逐渐确立起西方中心地位，大英帝国更成为西方中心之中心，以其占有的庞大的殖民地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至于所谓以武力摧毁非欧洲的地区性文明中心，在美洲意味着二亿多印第安人的90%死于火枪、皮鞭、矿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着四千八百万黑人被掳掠，其中三千六百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一千二百万人成为美洲矿区和种植园的奴隶；在亚洲则意味着印度沿海的大屠杀，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由此引发的战争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样的“全球化”浪潮使上述非欧洲地区由原先所处的自身的传统境地而直面先进的近代社会与近代文明，从而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存在危机，有的还由此而在被纳入近代世界历史秩序的情况下开始了其社会与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的启动过程，然而，无论如何，透过那血与火的进程，我们无法否认残绝人寰的一面。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金融资本流动统治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化”或称之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内容与形式较之以往均有所变化，但不平等的实质丝毫没有改易，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爱德华·怀亚特说：在现代全球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不再是汽车、钢铁和小麦的贸易，而是股票、债券和货币的交易”，其本质是“金融寡头的投机资本利用高新的交通、通讯、电子技术对全球进行统治与掠夺。”（参阅《谁在世界货币海洋中沉没》，载1999年2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在这新一轮“全球化”浪朝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角色，由昔日的英国换成了美国。美国充分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利用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又利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信贷评级的巨大影响，利用其所掌握的发达的高新技术和军事实力等等，吸尽世界各国财富，诱使或逼迫各国放弃经济主权，推动各国民族经济体系解体，削弱日本、欧洲的跨国公司与其本国、本地区的利益相关性而使之加强同美国的利益相关性，从而完成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在这进程中，美国始终奉行双重标准，如其不断促使其他国家或地区对进口商品开放市塲，放弃关税壁垒，实行自由贸易，而其自身却一直实行着超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纺织业巨头们认为中国纺织品对美的输入损坏了其利益，因而要求国会批准对华织织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就是新近发生的颇具代表性的事例。正如曾任“总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第顾问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巴格瓦蒂所说，美国奉行的并非是WTO的“多边主义”，而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这就使目前仍进行中的这塲“全球化”进程的真正底蕴不过是美国化而已，因为迄今为止只有美国才是这“全球化”游戏的主角，又是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还是这游戏的主裁判。至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则随时会在这游戏中面临着丧失主权、沦为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繁荣的飞地”（即所谓“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之新殖民地的危险。美英统治者对于其目的并不讳言 。2002年4月，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 库柏就撰文直接了当地阐明美英全球战略目的就是效仿历史上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的榜样，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新帝国主义全球秩序；在西方世界内部实行所谓文明准则，用法律和合作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对西方以外的国家则运用“丛林规则”，即恢复帝国主义传统的炮舰政策，再辅之以利益诱惑，从而施之以“胡萝卜加大捧”的政策，不择手段地、先发制人地打击和欺骗，迫使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接受新帝国主义的统治。
这样的“全球化”已经结出了恶果，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拉丁美洲国家的遭遇就是显著的事例。美国一向把拉美地区视为自家后院，是美国垄断资本进行投资和控制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以提供低息贷款为诱饵，诱使拉丁美洲国家大量举借外债，而其在向他们提供贷款时附加了市场浮动利率的条款。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紧缩政策，骤然大幅度提高了利率，大大加重拉美国家的外债负担，拉美国家很快就纺纷因无力偿还巨额外债而陷入危机。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乘机强迫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否则便不给予美元再贷款、切断进口来源。在强势压迫下，诸多拉美国家被迫接受各种苛刻条件，完全放弃政府干预经济，削减政府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并放弃关税壁垒、取消贸易保护，实行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融入了“全球化”浪潮之中。其结果是吞下苦果、酿成悲剧。譬如，拉美国家曾经非常重视发展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发展则有效地加速了其工业化进程，推动了社会基础建设，而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仅增加了失业、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大大降低了民族工业的整体实力，民族私营工业也随之陷入更加脆弱的境地；放开国际贸易和投资后，跨国公司纷纷收购民族私人企业，净利润大幅度汇出境外，资本流失严重，所谓非国有化实际导致了外国化；1980一1989年间，拉美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小的为2.4%、最多的为37%，贫困人口由1980年的1.12亿增至1990年的1.92亿，十年间增加了约八千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约7%。深深卷入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墨西哥，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而这又连带引发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80年代以来的二十年间，墨西哥深陷外债陷阱无法自拔，1980年的外债总额为580亿美元，十五年来本已偿还本息共1500亿美元，而到1996年外债总额却反而猛增至1800亿美元，美英垄断资本家遂向其提出廉价出售银行系统和石油资源以偿还债务的要求。1995年，墨西哥爆发强烈金融危机，短短几个月就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失业，居民购买力至少减少三分之一。政治动乱，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国家极不稳定。1998年再度爆发金融危机，银行坏账款上升到50%以上，不得不宣布容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100%的股权，并被迫出售处于战略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以清偿外债，民族经济遭受到毁灭性打击。近年来，巴西、阿根迋等国家也大体因相似原因而相继发生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外债大幅度增加，金融体系坏账堆积，居民纷纷挤兑银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世界经济一体化，究意使谁受害、使谁获益？明眼人对此看得很清楚。自由资本全球化促使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导致南美、俄罗斯、东亚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给这些地区、国家的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底《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有关国家人民的生活，造成全球在三年内将损失2万亿美元的产值。”安南秘书长说仅印尼一地就有五千万人因亚洲经济危机而重新陷入贫困，整个“发展中国家至少有十亿人变得更加贫穷了”（据1998年9月8日，安南秘书长关于联会国工作的年度报告）。而美国呢？19999年7月5日《经济参考报》所载李长久题为《金融危机与东亚区城合作》的文章说：美国“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大受益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4年外国人购买美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其他非国库券证券为570亿美元，1997年增加到1970亿美元，1998年达2280亿元。美国《华尔街日报》载文指出，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一齐浮沉，‘美国如今看起夹是站在那些灭顶之灾者的肩膀之上’。”事实教育、警省了越来越多的人。德国《明镜》杂志的汉斯·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揭露经济全球化“实际是个可怕的陷阱”，他们合著的《全球化的陷阱一一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成为世界畅销书；法国作家、记者维维亚娜·弗勒埃指出经济全球化“使个人和民族的主体性陷入危机，给人们带来无以言状的不安”，她所著的《经济的恐慌》亦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影响。美国学者哈里·舒特在《资本主义的问题》中把全球化比作“集团犯罪一一 一种正杀害它赖以生存的躯体的恶毒的寄生虫”；津巴布维学者雅希·汤顿更在《全球化与南方：剝削的逻辑》中痛斥“全球化是资本统治和经济剝削这一历史运动的现代表达方式，是资本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最终征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不断发出“反对世界商品化”、“全球化，当心点，人民不会放过你”等批判性的呐喊，并以各种形式同所谓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作抗争。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盛行拉美二十年来，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的逼迫下，拉美各国一直恪守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却造成了各种社会恶果的空前积累。饱受苦痛的拉美终于爆发了遍及整个大陆的抗议活动。但面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动荡，国际货币基金依然视而不见，我行我素，顽固地坚持其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教条。这甚至连美国右翼有识之士都为之担忧，《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迋、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所以，他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的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或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数月之后，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就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斥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下子堂而皇之地步入执政者的殿堂。此外，2003年5月阿根迋的大选中，前总统梅内姆因坚持新自由主义而丧失民心，不得不自动退出总统选举，而主张发展民族工业的基什内尔，虽是政坛新秀，却很轻松地赢得了大选；民心所向，于此可见。
很值得一提的是古巴。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曾利用古巴一度面临的严重困难，竭力鼓吹“国营企业天生低效率”论，说只有对国营企业实行产权改革，“改变所有制”，实行私有化、发展资本主义，古巴的经济才有望恢复和发展。但古巴共产党、政府及其领导人，丝毫不为所动，不仅不上新自由主义的当，而且给予严厉批判。他们郑重指出：“一个通过斗争和牺牲证明了自己能力的国家，也是有能力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效益的。”（卡斯特罗：《经济改革应缓慢进行》，拉美社哈瓦那1995年11月4日电。）明确宣布“这里没有新自由主义活动的空间。”（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会议上的发言，据新华社联合国1996年6月26日电。）他们认为要恢复和发展经济当然“要实行必要的开放，但这种开放必须在共产党和劳动者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奸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家的领导之下。”“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应是资本主义，更不应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古巴正在做的和正准备要做的一切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卡斯特罗：《古巴对旅游业这个创汇部门应给予重视》，据新华社1993年11月7日电。）他们又针对新自由主义者对国有企业的攻击，指出一个企业有机会立足世界市场并不是靠所有制关系，而是靠它使自身技术和管理适应国际市场要求并调动工人积极性的能力，（《拉赫访谈录》，德国《时代》周刋1999年7月22日。）并坚信古巴的国营企业一定能做到高效益：“这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党拥有78万名素质高的党员，有人民群众组织的支持，而且还有一代好的青年”。（卡斯特罗在古共五大闭幕会上的讲话，1997年10月10日。）“我们认为国营企业是能够有效率的。这些企业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有竞争力的。我们不相信所有的国营企业必然是低效率的这一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我们将捍卫国有制的存在，因为我们不仅相信国营管理是有效率的这种可能性，而且认为国家所有制最好地代表了大多数居民的利益。”（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会议上的发言，据新华社联合国1996年6月26日电。）古巴在美国的长期封锁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民族经济，并取得了卓越成就，最为难能可贵！
历史与现实大量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要在21世纪整个世界知讯日益发达、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全面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然不能自外于世界，不能不了解、学习、接受外国先进文化，不过，“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我们应从国家安全、民族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这样的角度来思考、筹划、制定我们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充分认识到“全球化”实即欧美资本主义化的本质及其危害。陈云同志早就语重心长地指出：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塲的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
现在离列宁说的将来“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的时间还很远很远。
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中要保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恩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据之而谓：“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自己的模式。”（同上书第26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淳谆教导，永远值得铭记。
总之，我们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要始终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切不可上新自由主义的当。新自由主义鼓倡其“全球化”，诱逼我们放弃国家主权，改变社会发展方向，丢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的公有制经济，完全融入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之中。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应在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通过主动、有效地提升民族企业竞争水平，大力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以积极应对，不仅掌握这场战争的主动权，而且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使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节 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凡中国人投资兴办的企业，皆可归入中国民族企业范畴。早在16世纪中后叶，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即已有人从事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活动，出现了作为近代企业雏型的家庭手工作坊。如果从那时算起，中国民族企业的发生发展已经有了四百余年的历程。四百余年间，中国民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结构单一到部类齐全、结构多元而又完整，从中国本土而走向世界。这大体经历了几个发展时期：一是16世纪中后叶到19世纪中叶，为中国民族企业的萌生期；二是19世纪60一7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为中国民族企业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发展时期；三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发展时期；四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公有制为主体而不同所有制形态并存、结构多元化的中国民族企业发展时期。
本书论旨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详尽考察并叙述中国民族企业的发生发展历程，而只能着重探究当代中国民族企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而这就有必要先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五十余年间中国民族企业所走过的道路略作回视，以明了当今中国何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结构构成的民族企业体系，以及这结构体系中各组成要素何以会有那样一种相互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民族企业体系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发展起来的。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煤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合订本第638一63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模排本。）根据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建构起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这五种成分构成的国民经济秩序。与之相应，当时中国的民族企业亦形成国营、集体这种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与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劳动者合作经营的企业、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企业以及个体经营企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结构。当然，无论是宏观上的各种经济成分，或者是微观上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其相互之间又都非毫无主次之分。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性质决定其时并存的五种经济中国营经济必然要占据领导地位，那末，在多元并存的民族企业结构中，公有制企业则占据看主导地位并发挥着引领其他各类企业的重要作用。应该说，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由之而带来的城市经济生活中这样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又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民族企业结构，不仅与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状况相适应，而且更适应着久经战乱的中国亟需休养生息、恢复并进而发展生产，广大民众渴望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中生产劳动，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也谋求自身幸福生活的现实需要。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要从多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还指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单位，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根据必要和可能，鼓励私人资本向阎家资本主义发展。”又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政造”、对民族资本家“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据此，党不仅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而且还真心实意地对之采取了保护和扶助的政策。如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的职工和店员长期生活在资本家剝削之下，他们在成为新中国主人以后迫切要求政变这种状况，故而不理解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家所实行的政策，不时出现一些经济民主方面的过高要求，甚至要对资本家采取过激斗争。而党和工会根据“劳资两利”的方针，深入广泛地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及时调整劳资关系，大力推行建立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会同等制度，使劳资关系得到健康发展。如朱德同志指出：“正因为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领导着资产阶级，而且在经济上也经过它所领导的国家政权与国营经济来领导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之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之下，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服务。我们必须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向着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方向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应该把国营经济看做是自己的财富，也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新民主主义国家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解放，他们已不再受人剥削，已不是为资本家做工，而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工人阶级自己做工了。”至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的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但这些企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只能依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所规定的轨道运转。因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在经济上要自觉地接受劳资两利的政策。这种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实行劳资两利政策的方针，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把新中国领导得好，建设得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然后才有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为此目的，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就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必须以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工人群众，领导工会工作。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经济主义与尾巴主义的泥坑，我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能正确地组织并领导工人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私营企业中，是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不等于无限制的增加工资，无限制地改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经济主义者的路线，是落后 工人的情绪，而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会，也必须教育工人，使之懂得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并在生产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当然，在私营企业中，要实现劳资两利，光靠政府的法令和监督是不够的。资本家是有种种办法力求克扣工人、加重剥削的，要经过工人一定的适当的斗争，才能实现劳资两利。在工人与资本家的这种斗争中，工会应该是坚决代表工人的。”“这是不是说，工会不应该争取工人阶级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与工人福利呢？不是的，党和工会，首先是人民政府，必须保证工人阶级之最低生活，并争取工人阶级的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但是工人阶级生活之改善只有在发展生活中才有可能。”总之，“革命的终极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工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它的任务首先应该是面向生产。在私营企业中对资本家之必要的斗争，也是为着实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在国营企业中则更应该是团结全体职工，克服官僚主义，完成生产任务。”（《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朱德选集》第261一一26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就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又如1950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曾出现暂时的严重困难，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等等。党和人民政府并未坐视不管，而是及时、主动地调整决策，主要是把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生产和销售让给私有企业，实际是向民族资产阶级让利。经过调整，商品滞销情况全面缓解，全国城乡经济全面活跃了起来。因此，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觉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才赢得自其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发展时机。
然而，资产阶级的本性并没有因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帮助其摆脱困境而有所改变。尽管受大势所趋，资产阶级也曾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的拥护，但本性决定其不仅不会致富思源，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同党和人民进行斗争。从建国初到1956年间，在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的情况下还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较量：第一次发生在建国初期，资产阶级利用国民党政权遗留给新中国的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大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控制粮食、纱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以牟取暴利，先后在全国各地掀起几次物价暴涨风潮。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稳定市场，平息物价，保障供给，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取得了被史家称为“第二次淮海战役”的胜利，以事实表明共产党有管理城市、领导经济的能力。第二次发生在1952——1953年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家扶持下摆脱困境并有所发展，而资产阶级却利用国家为抗美援朝、保证重点建设和经济恢复而增产节约之机，唯利是图，大搞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影响抗美援朝，腐蚀国家干部。党和国家不得不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再次挫败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整肃了干部队伍。第三次发生在1954年，国家逐步推进对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这本是公私两利的，但一部分资本家进行抵制，甚至搞违法活动，主要表现是：变生产资料为生活资料，抽取资金、分散物资；控制企业领导权，在重要岗位上安插亲信，强化董事会权力，收买职员，拉拢腐蚀干部，尽力把企业中的人、财、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故意制造混乱局面，企图逼政府遇难而退等等。他们还用提高职工工资、增加福利，挥霍资本等手段，造成企业经营上的困难。个别资本家更进行破坏设备等活动。这样，“五反”后一度减少的“五毒”行为又重新抬头。面对这些进攻，党和政府在继续深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开始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行对私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容许其存在发展并同时加以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中，必将遭遇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和斗争，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点早有预见。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形式上的反抗的，
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
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建国以后不断出现的斗争、尤其是上述三大较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妨碍着我们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互相对立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更加显著和尖锐起来。……有人希望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长时期地在一个国家里并存，希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现在还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认为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并行发展是不可能的。”（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这样的认识是随着斗争的展开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1952年，经过建国后头三年的实践，经过“三反”、“五反”，党开始认识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不可能象原来设想的那样在革命胜利以后，经过一个“相当长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也改善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更加向往，这就能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实行私人企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和平地、渐进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
当时，私营企业的设备大多已很陈旧，管理又很落后，市场方面还受到种种限制，再加以不仅企业内部受到来自工人群众的严格监督，而且工人群众更热切向往着社会主义所有制。所有这些因素使不少私营企业渐感困难，资本家感到难以为继。而在国家开始接受一些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以后，由国家派遣干部加强管理，投资进行扩建、新建，企业职工亦得到进一步解放，当家作了主，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使企业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说，1950年为100<SP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