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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传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陈寒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天津市 300170）
［摘要］儒学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科学开掘、利用好儒学传统资源，对于克制当代社会诸多弊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进而实现中国人数千年来孜孜以求的“大同”理想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当代社会问题；儒学传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同”理想
当代社会，弊端丛生。如从文化角度以西方为例而论析之，则可看到西方人以科学的方法看物质，固然引发出许多抽象精密的科学理论和发明创造，使工业社会创造了人所兴知的辉煌成就。但因之而忘乎所以，对大自然索取无度，永不餍足；又奉行科学万能、科学至上主义，肆无忌惮地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须知，人类仅仅掌握和运用与物质享受有关的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寻求与精神生活有关的高层次的知识与境界。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说西方就全然没有这种知识与境界，但从总体上看，西方精神文化中居于主流的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来对待他人和社会的思想，它是在所谓自由主义权利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神学以神为中心而贬低人、压制人，使人沦为上帝的附庸和工具；为了反抗神权统治，乃产生了极力歌颂人的伟大、赞美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提倡个性自由的自由主义功利学说，其核心命题是“天赋人权”论和“人人生而平等”观。差不多在自由主义功利学说形成之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随之产生，其主要理论是所谓“人对人是狼”的观点，指出人具有利己和自私的本性，认为“每个人所盘算的只是他个人的利益”，并由此而鼓倡除了个人的功利和利益之外，根本不存在社会利益，社会只是促进个人功利和自我利益不断得以实现的工具。西方这种个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原则，而且更是一种全面系统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种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和目的而以社会为手段和形式的思想理论，早已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各种制度之中，不仅与资本主义制度血肉相联、融为一体，而且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等。
不可否认，自由主义的功利学说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历史上及现实社会中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社会早期，它对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培育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发挥个人的潜能，推动商品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建立资本主义文明等无疑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推演，发展到今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表现出的贪婪攫取性和享乐主义正在严重地销蚀着资本主义社会，使之陷入越来越深重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当中。由于个人主义的泛滥，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联系之间的平衡已受到严重破坏，导致了“现代性的病症”。由于人人都只关注自己，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责任感，社会分裂成无数自我封闭的原子，相互碰撞而缺乏理解和沟通，社会也就成为没有凝聚力的“沙砾场”，呈露出濒临崩溃的危机。所以，经济、科技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强盛，给人一种资本主义还有无限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假象，而实际上，透过表像深入到文化层面来分析便不难发现，内在危机早已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与发展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从这意义上说，毛泽东当年作出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只纸老虎的论断绝未过时。
当今中国的问题也不少。随着改革和开放，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来各种各样的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被引进到中国大陆，这对促进近20多年来社会经济进步和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现代产业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瘟疫”也迅速蔓延了开来，造成人与社会不同程度的扭曲和异化，在许多方面偏离了正常轨道而走向极端。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公与私等等之间失去了平衡，导致了多种关系的不和谐。这主要表现在几方面：（一）在个人身心之间，由于身处商业化社会的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加之人际疏离、亲情淡漠、竞争激烈、生活紧迫等，导致许多人身心失调、情感扭曲、精神空虚、人格分裂，并由此而引起的焦虑、孤独等，使酗酒、吸毒、赌博、凶杀、自杀、精神失常等现象不断上升，不仅毁灭了精神失衡者个人及其家庭，而且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二）在家庭之间，仅就婚姻问题而言，由于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性解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未婚同居家庭，而由家庭解体所导致的老人失养、子女失教、人们精神失所及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已在我们这个东方伦理大国呈日趋严重之势。（三）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将一切都商品化了、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利害关系；个人主义极端发展，为了一己私利和享乐，一些人惟利是图，毫无信义，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甚至杀人越货，不择手段，无所不为，连亲人之间也相互算计、欺诈伤害，什么良知人性、天理人情全遭践踏，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猜忌和仇视造成了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四）个人与社会之间，本是同生兴荣、共同发展的关系，但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高度膨胀，一些人置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只要权利、不履行责任和义务，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思道义、不讲廉耻、不顾人格和国格。（五）人与自然之间，本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但为了满足人的自我欲望，无限度地向自然索取财富，只讲征服自然而不思保护自然，以致使科学成了毁灭自然的武器，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气候变异等等无不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六）在公与私关系方面，由于把“人都是自私的”观念推向极端，一时间“盗窃无害有益”论竟成为“主流”话语，甚至还有“著名”学者在提倡“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于是导致腐败盛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权势者中饱私囊之时，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公共利益受到极为严重的侵害。据2001年3月22日《南方周末》报道：“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一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2%一16.8%。”又，李曙光在2004年9月28日的《法制晚报》上发表文章说：“当前国企腐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经营者对国有资产的掠夺。”公、私关系严重倒置而造成的腐败等严重问题，不仅形成了对经济建设的重大破坏，而且毁掉了大批党员干部、其中包括非常宝贵的企业管理人才。
以上诸种社会问题，尽管我国目前尚未发展到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严重的程度，
但若不加以重视，必致贻患无穷。有鉴于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郑重地把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重要历史任务提了出
来。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
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
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
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又具体阐述道：“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
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
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
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
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了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力得到支持，创造
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
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安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经济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他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真正在中国建构起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笔者注意到当代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明确宣告“西方社会的没落”、“西方文化的
没落”的同时，又为救治其所生存的社会愈益严重的失衡的病态而把目光投注到古老而又常
新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儒学，认为在那里蕴藏着给今人无穷启迪的文化资源，如
儒学的“心物合一”、“内外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方式与“和而不同”的“中庸”
之道将给当今人类指明生存与发展方向并给未来的人类世界带来福音。笔者受启于此，特就
怎样开掘儒学传统资源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下列几方面的看法：
一、追求和谐的人生
孟子曰：“天下之大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故《大学》谓：“身修而后
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学传
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其实也适用于现代社会。能否
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根本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
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
生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自然应从“修身”开始。
然而，在现代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中，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
导致人们过分迷恋于对物的占有和崇拜，这会使人们变得贪心不足，越来越自私。而这种物
欲化的倾向又会使不少人的道德异化，人格退化。有的人为了实现自己过分的、不切实际的
物质欲望，什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乃至一切礼义廉耻全都置诸九霄云外。于是，道德沦丧、
人文精神危机遂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消解理想、蔑视道德、远离崇高、排斥正义、摈弃精
神境界、逃避社会责任等庸俗化和粗俗化的倾向竟成为时尚，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在这种身心失调而导致人格分裂的危机中，若
能取法儒家以品德修养为主的修身之道，对于达致和谐的人生，并进而促成和谐社会的形成
必将获得有益的成效。
关于“修身”，儒家主张以“敬”为纲领。孔子提出“修己以敬”，宋儒进而发展为精微
的“主敬”说。所谓“敬”，对人对外而言是尊敬、尊重；对己对内而言则是态度端肃，接
物不苟且、处事不敷衍而郑重其事，认真学习、认真办事、认真做人，这是品德修养必须具
备的最基本态度。儒家非常重视“敬”的品德，《易·坤文言》云：“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
外。”《礼记·曲礼上》曰：“毋不敬，俨若思。”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2），“居
处端，执事敬”（3），“言思忠，事思敬”（4），极力反对“为礼不敬”（5）。孔子还认为，即使是
“安人”乃至“安百姓”的经世事务，也必须以“修己以敬”为基础。“修己以敬”，实际上
就是应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人生，认真做人。一个人只有以认真的态度对待人生，才能严以
持己，不为物欲所动，从而使人格得到道德上的升华。
作为儒家修身理论的总纲，“敬”或“修己以敬”主要包括几点：首先，修德必先立志。
孔子谓：“士志于道。”（6）他强调既立志便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三军可守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7）。但要长期坚持己志，还得具有实践其志的恒心，故而孔子叹道：“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悲夫！”（8）并要求即使在遇到艰难由折时也不能片刻放弃己志：“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9）其弟子曾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任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0）可见，孔子提出“仁以为己任”之“道”亦即通过人伦教化而达到治国天下之“道”。诚然，古今之“道”的具体内容肯定会有所不同，实现“道”的形式也会有所差异，但应树立起追求真理和理想的雄心壮志并为之而作始终不懈、坚定不移地努力，则古今是相通的。其次，修身必以“诚”为本。孔子认为凡事都要光明正大，无愧于心，才能因“内省不疚”而做到“君子不忧不惧”。£11）所谓“内省不疚”就是“诚”的充分体现。《大学》以“诚意”为修身之本：“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并认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所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进而把“诚”视为“道”之本体，强调“君子诚之为贵”，并云：“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和《中庸》都提出了“慎独”的修养方法，而“慎独”乃修养“诚”之要诀。朱子曰：“‘诚’字在道，为实有之理；在人，则为实然之心。”（12）“诚”的外在体现为“信”，故儒家提倡为人须“诚信”。只有做到诚信，才能取信于人。第三，谦虚好学，不骄不谄。孔子称赞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13）的谦虚好学品德。他又赞赏其弟子颜回的好学精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4）“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15）曾子对颜回“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16）的谦虚好学品德十分敬佩。《易·谦彖》云：“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这里彰显的是谦逊的品德及其所获的效益。儒家又认为，只有具有了谦虚好学的品德，才能知过必改、有错能纠，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于是否能改过纠错，所谓“过而不改，是为过矣”（17）。孔子在赞许谦虚之德的同时，又对骄傲者予以批评：“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18）他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19）“骄”与“泰”相对立而与“谄”相联系，因为惟胸襟宽广之君子方能“泰”，而胸襟狭窄之小人则不然，当其贫贱不羞时极力谄人，一旦暴富后又百般骄人。故而秉承师教的子贡，赞许的只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品德。要之，儒者所述既体现了谦虚的美德，又保持了不为贫贱富贵所动的独立人格。而只有谦逊好学，人们才乐于告以善言；只有不骄，人们才乐与交往；只有不谄，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样，才能与他人建立起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也才可能建构成一个和谐社会。
儒家关于道德修养的条目很多，以上所举不过仅见一斑而已，他如“温、良、恭、俭、让”（20），“恭、宽、信、敏、惠”（21）等等，不仅各有其特定意义，而且都是儒家所重视的以之修身的德目。
儒家认为，若要创建和谐社会须先创建和谐的人生，而若要创建和谐人生，除了重视内在的品德修养之外，还须正确重视并妥善处理一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关系，如：（一）“义”与“利”的关系。儒家重“义”亦重“利”，主张“义”与“利”的有机统一。这在理论上表现为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利”，反对“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且贵”。因为“义”是使功利趋向于合理的规定，从“义”出发，也就是从合理的功利出发；一切有关“义”、“利”关系的论辩，最终无不落脚于所谋取的功利是否合理这样一个为人之道的问题上。这种观点和思维方法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故而中国人主张并认同的是“义然后取”，而总是把诸如偷的、抢的、骗的、贪污受贿的东西统称之为“不义之财”。（二）“理”与“欲”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在理论上都存在着“纵欲”和“禁欲”两种偏离中道的极端倾向，而儒家有鉴于此，独独主张把人仍欲望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既不“纵欲”又不“禁欲”，而是“寡欲”与“以理节欲”。这是儒学本旨，与后来宋明道学家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判然有别。这种既肯认自然人欲的正当性、又强调用理智的态度来克制过度纵欲倾向的思想，无疑是很明智、正确的。（三）“德”与“才”的关系。儒家本是“仁”、“智”并重即“德”、“才”并重的，但从根本处说，更为重视的乃是“德”和“仁”。这是因为一个人若有德无才，虽不堪大用，却至少不会造成大的危害，而若有才无德，则可能会因其人用才于世而贻害社会，祸国殃民。儒家有鉴于此而更强调品德修养，要求“崇德”、“好德”、“修文德”、“为政以德”，反对重才轻德、有才无德。回视历史而复慎审现实，这种思想是有其合理性的。（四）“言”与“行”的关系。有鉴于现实生活中言常有余而行常不足，导致“言过其实”的倾向，儒家特别强调“言顾行，行顾言”，以求达到言行一致，而反对言行不符、表里不一，“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说：“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22）他认为大言不惭的人，必然无意于付诸行动，其言很难兑现。针对这种现象，儒家提出“敏于事而慎于言”作为君子修德之要务，认为只有对行事不足勉以勤勉，而又对有余之言戒以谨慎，使之言行相符，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孔子还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23）只有言行皆得其实才能行事少犯失误，福禄也就在其中了。因为人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言行上，所以力求言行一致，乃是品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五）“文”与“质”的关系。孔子还要求养成“文”、“质”兼胜或“文”、“质”相称的君子风度，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4）这里，“质”指内在的道德品质，“文”则既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所谓《诗》《书》“六艺”之文，亦指仪表、风度、言辞优美；而“文质彬彬”之“君子”，就是内外兼修，道德与知识技艺并进、内在精神与外在形象均美的真、善、美高度统一的人。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严重失衡导致道德沦丧，人文精神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和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构建和谐社会，就应着力注重克制市场经济固有的物欲与功利的冲动，彰显人文精神。而儒家关于品德修养的“修身”理论在这方面无疑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毋庸多析即可发现，它对于协调身心以实现和谐的人生必能发挥巨大作用。
二、共创协调有序的社会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各方面的协调有序方能健康地运行和发展，而最主要的还是在
于人际关系的协调和谐。所以，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达到社会协调有序的关键。
对此，儒家着重提出“忠”、“恕”二字作为待人接物、主要是处理人际关系的纲领。“忠”
是诚实的素质，“恕”是推己及人的原则。依据“忠恕”这一儒家所主张的处理人我关系的
道德准则，在与人交往时，应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如此则他人亦会设身处地会为你着想。
这样以“忠恕”而架通人我关系，社会生活中就自然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呈露出其乐
融融的和谐景象。
尽管“忠恕”是适用于所有人际关系，因而具有普泛性的道德原则，但在具体实践过程
中，要以“忠恕之道”处理好人际关系，还是必须以处理好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作为起点。孔子创新性提出仁论，其思想本质是“爱人”（25）。但这“仁”以“爱亲”为根本，其弟子有若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6）应该说是准确地反映了乃师的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认为对于亲疏、尊卑不同的人，爱是有差别的；“礼”就是规定了这种差别。这样一种思想理论一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实际状况，其强调“爱人”、“爱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了中国和东亚古代社会的发展，并将继续发挥其有益作用，另一方面却也维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既存秩序，巩固并扩大了亲疏、尊卑的差距和对立。孟子在阐述“仁”论时，继承、发展了孔子“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思想，特别注重并强调要“推己及人”。他说：“古之人所以尤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已矣”（27）。他要求人们应该“推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8），不仅爱自己的亲人，而且还要推爱自己亲人之心去爱他人的亲人。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前此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推爱”是孟子“人性善”、“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石，而这些思想学说也正是“推爱”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归结。孟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孔子的“仁”学。然而，孟子又并没有完全背离儒家“亲亲”的传统，他坚持对待自己的亲人和对待他人的“爱”是有差别的。孟子批评墨家的“兼爱”传统即无差别地对待所有人的“爱”是“无父”，指责杨朱学派主张极端利己的“为我”是“无君”，认为这二种思想都是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淫辞”“邪说”，均应予以摒斥。他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弃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29）在先秦儒学史上，孟子以“推爱”观念完善、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理论。他强调人应本于“爱亲”而具广泛的爱心，力图用“推爱”把“亲”、“民”、“物”三者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界以及二者之间和谐、协调和美满发展。这对克服前此儒家“仁爱”思想的缺陷，增强儒学的内在活力，推动儒家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中有效发展自己起了很大作用。后人以孔、孟并称，把他们的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以往学者多认为这是由于宋明理学家对孟子推崇所致；其实，孟子补充、完善、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对“爱人”这一核心命题作了更为具体、详尽的阐发，从而使儒学更加贴近实际，成为有相当说服力并能够予以应用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才是更为根本的内在思想原因。
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孔子和先秦儒家以“爱亲”为本，将血缘亲情显发、推广，由爱父母兄弟推而及于爱国家天下，从而形成一种包容性很大的仁爱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有现实的心理情感基础，而且其所昭示的爱心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中国人影响十分深巨。尽管如此，这种有等差的仁爱，毕竟存在着注重一己之家的弊端，而有碍于对社会空间的公爱心的培育。有见于此，儒学的后继者不断对儒学的理论框架进行突破，对儒家的“仁”进行重新诠释，努力克服孔子仁学的缺陷，不断通过创新、自我改造以完善其理论体系，试图寻求“亲亲”和“为公”协调一致、和谐发展的途径。孟子提倡“推爱”，《大学》注重“亲民”，《礼记·礼运》强调“天下为公”，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程朱明确反对“牿于我之私”而倡导“大无我之公”，王阳明更畅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凡此等等，均源于孔子为代表原始儒学，而又同其“爱亲为本”、“亲亲有术”思想有所区别，是在对之进行质的改造，同时也是对儒家“爱人”思想传统在更高基础上新的发扬。这极大地发展了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并不断把儒学推向新的高度，使儒学不断更新，呈现出新的面貌，表现出新的活力。
无论后儒对孔圣孟贤的思想有过怎样的扬弃性发展，总体来看，儒家这种“亲亲”而“爱人”以臻“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境的思想架构，其基本的内在理路乃是以“亲亲”为“仁”之本原，“仁者爱人”实是一个由亲及疏、从近到远的过程，故而“爱人”应以自己最切近的家庭为起始点，首先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此即所谓“孝悌为仁之本”。这既符合人的天性，又比较容易做到，故而一旦推广开来便有望达致爱一切人。因为至为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一个人若在家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友爱弟妹，在学校才能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社会才能与人友善，爱护集体，克制自我欲念之膨胀而注重群体和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很难设想，一个连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乡党都不爱的人，能够对社会上萍水相逢者施以爱心。这样，儒家之“仁”，始于“人之亲其亲、长其长”，并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恕”的原则，推孝顺白己父母、尊敬或友爱兄弟姐妹之心以及于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由此再扩而充之、推而广之，就可以最终达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博爱境界。而这样达到的博爱之境，不仅较之中国先秦墨家所倡“兼相爱”或“泛爱众”及西方基督教之博爱更为现实，而且社会效果亦十分显明：“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30）；倘人人如此，则全体社会生活便都充满爱心，这社会自然也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了。
儒家还认为，“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家庭和睦是社会稳定、和谐与进步、发展的基础。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必须首先从养成良好的家庭风习开始。特别对于担负治理国家、教化民众之责的各级官员来说，其家治理得如何往往具有示范作用，对国人影响很大。“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国家各级官员首先应“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其所作所为首先“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因此，不能从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做起，就不配具备从政的资格。一句话，“家齐而后国治”。
儒家重视家庭道德建设，促进家庭和谐的思想不仅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于现代伦理道德建设和社会的安定进步亦有巨大的价值意义。现代产业社会和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物质文明，但随之而来的人际疏离、亲情淡漠等非人性化、非伦理化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仅就婚姻问题而言，西方那种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性解放观念的普通流行，导致了大量家庭破裂，由此而引起老人失养、子女失教、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不幸和病态，即使是我们这样一个东方伦理大国也深受影响，不仅率婚率日渐上升，而且婚外恋、“包二奶”、未婚先孕先育等病态现象竟成为时尚。因此，重建家庭伦理规范，重构道德价值体系，已成为全球社会亟须应对的共同课题。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家庭不仅仅是衣、食、住的场所，是人类种的繁衍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单位，而且更是人的精神乐园、爱情巢穴和享受天伦之乐的港湾。家庭的这些作用是任何物质生活都不能替代的，即使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各国都实行了良好的福利制度，使鳏寡孤独都能得到政府、社会的抚养照顾，但绝大多数正常人如要享受和谐的人生，仍需一个健康、完整、温馨、和乐的家庭。而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在重整家庭秩序、重建家庭伦理规范、重构家庭价值观念等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这里有必要对儒家所谓“五伦”观略予辨析。“五伦”即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儒家认为这“五伦”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人伦关系。而“五伦”中前三项都是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可见儒家对于家庭人际关系及其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重视。长期以来，人们多把“五伦”与“三纲”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先秦儒家所倡“五伦”中的夫妇关系是互相“爱”与“敬”，父子关系是“父慈子孝”，兄弟关系是“兄友弟恭”，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朋友关系是互相守“信”，这都是合乎中道和“忠恕”之旨的对等关系。而汉儒吸取法家韩非之说建立起“三纲”教条，其内容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君、父、夫对于臣、子、妻完全是违背中道的绝对统治关系；宋儒据之而鼓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亦无不是的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三纲”观遂成为维护极端专制主义的利器。因此，“五伦”与“三纲”有本质区别，而身处当今之世的我们，必须彻底清除“三纲”的专制观念，亦须大力弘扬“五伦”的平等精神。
在现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滞存于家庭，而必然要融入社会。但走出了家庭，也须与社会上更多的人交往，其中包括同学、同事、朋友、领导与被领导乃至其他一切可能会接触到的人。在交往中，因了志趣和情感而有亲疏厚薄之别，这是自然的，但从广义而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对于所有人都可作为“朋友”对待。在这种“朋友”的关系上，儒家“忠恕”准则显得尤为重要。儒家关于朋友关系的规定是“朋友有信”，“信”乃“诚”或“忠”的外在体现。有内在之“诚”或“忠”存于心，然后才能外发为“信”，故儒家常以“忠诚”、“忠信”、“诚信”等并称。
儒家的“忠恕”之道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意义。积极方面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1），或简言之为“己所欲，施于人”；而消极方面则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2）。前者是种很高尚的品德，惟具仁爱之心、公正之心和宽阔无私胸怀之君子才能有这种品德：“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33）后者当是人人都不难做到的准则，《大学》对之具体提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 矩之道。”《中庸》亦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孟子则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34）
“忠恕”之道绝非无原则的原谅和迁就。如果对于诸如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劣迹恶行不谴责、不斗争，姑息纵容，那就像朱熹所说：“今人只为不理会‘忠’，只徒为‘恕’，其弊只是姑息”（35）。这显非“忠恕”，而实为孔子所斥“德之贼”的“乡愿”。同时，“忠恕”亦非一味隐忍退让，其所讲求的是以“己所欲，施于人”的胸怀去与人展开互助互利、和衷共济、共同进步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需要的。
关于人己关系，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严以律己而宽以待人，反对有己无人、损人利己。这无疑是人己兼重，既切合人情而又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在关于包括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在内的群己关系问题上，儒家 |
